▲在哈米迪亚集市附近的居民区，斑驳的墙面张贴着政治宣传标语和阿萨德总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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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3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已下令美军联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以作为对日前叙东古塔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击”的回应。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说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发动了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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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入冬之前，笔者从迈斯纳穿过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边境线，踏上探访大马士革之路，看看枪口下叙利亚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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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白大马士革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市场，贩卖着权力、死亡以及各种关于人性的悲惨故事。”
迈斯纳（Masnaa）出入境中心的外观，让笔者相当出戏地联想到了县城医院的输液室：同样是风吹日晒之后变得灰黄的外墙，同样是长长的排队人群和光滑的水泥地面，甚至同样也有一个身披灰大褂的清洁工在用发污的墩布反反复复擦洗着地面。
为了在最高气温可达37度的下午尽量降低灼热感，石制墙体上抠出的窗户面积很小，镶嵌着花纹装饰板，使得只有几盏日光灯提供照明的大厅即使在正午时分也显得格外昏暗。巴沙尔·阿萨德总统身着军服的照片悬挂在一个角落，不苟言笑的神情感染到了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留着络腮胡、敞开白色制服领口的边检官员，还是拖家带口、面相颓唐的中年入境者，脸上都很少有笑意浮现。
2017年入冬之前，笔者从迈斯纳穿过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边境线，踏上探访大马士革之路。在《新约圣经》中，“大马士革路上”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典故：据《使徒行传》记载，公元36年，当保罗奉犹太公会之命、前往大马士革逮捕追随耶稣的门徒时，突然因天光照耀而扑倒，失明三日。他随后在大马士革老城获得亚拿尼亚的救治，复明并受浸归信，成为罗马帝国早期最著名的基督教使徒之一。
但对由贝鲁特通往大马士革的这条115公里长的高速公路来说，它沾染到的更多是属于政治的世俗气息：1920年，尤素夫·阿兹马的阿拉伯志愿军曾经在这里抗击过法国远征军的坦克；1982年，叙利亚共和国卫队的装甲旅在此与以色列精锐部队发生过激烈的炮战。只有夹杂在路旁阿萨德总统画像之间的三星GalaxyS8手机广告牌，还透露出难得的生活气息：在经历了整整7年不间断的内战和政治冲突以后，叙利亚毕竟还存在着属于商业和消费的要素。
即使是对叙利亚局势一无所知的观察者，也很容易就能看出安蒂黎巴嫩山脉两侧村落和建筑分布的显著差异：贝卡谷地橄榄树林中的黎巴嫩农舍是真实的，它们的朱红色屋顶、升起的炊烟和汽车疾驰扬起的尘土带有一种亲切的生活气息。而在进入叙利亚境内之后，公路两侧的颜色骤然变得单调了：无论是一片死寂的水泥工厂，还是远处尚未来得及封顶的居民楼群，都像是电子游戏中信手点开的无生命像素。
在从反政府武装手中夺回西部城市带的控制权之后，阿萨德政府正在尝试沿西南边界建设新的定居点，以安置从北部和东部地区迁出的国内难民。然而，这种努力的成效，显然可以用肉眼判断出来：在战前全国1/4的人口已经出走海外的情况下，空无一人的新建房屋更像是政府的自我安慰之举，以显示他们并未放弃自己的人民。无论如何，在穿过荒凉的西部农村之后，卡松山斜坡上密密麻麻的房屋猛然从视线中跃出：大马士革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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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下的日常
交战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却依旧互不相让。被迫滞留在首都的上百万平民只能强迫自己适应与炮声和爆炸相伴的日常生活，全不知这一切究竟将持续至多久以后。
沙姆宫（ChamPalace）旅馆斑驳的外墙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经过维护了。二十多年前，这里曾是大马士革装潢最豪华的顶级酒店，依然悬挂在大门口的铜质五星标识象征着它的历史；然而，远在内战开始之前，往一个标准间里塞进两张或更多的床铺就已经成为日常操作了。大堂里黯淡的水晶吊灯和堆砌如空中花园一般的绿色植物代表了1980年代中东设计师的审美品位，却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更复杂的信息——即使是茁壮的爬山虎和玻璃穹顶上方堆积的厚厚灰尘，也遮挡不住迫击炮弹爆炸震出的一条又一条裂缝。
在2012年夏天首都巷战最激烈的阶段，与沙姆宫旅馆仅有一街之隔的叙利亚人民议会大厦和贸易部办公楼一度成为反政府武装重点攻击的目标，82毫米迫击炮弹、RPG火箭弹和汽车炸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大堂穹顶上留下的裂缝便是彼时的见证：在这个平均年降水量不足130毫米的城市，人们暂时还顾不上对它进行整修。
每一个清晨，当笔者从沙姆宫宾馆顶层的旋转餐厅向东郊望去，都会留意到迫击炮弹和RPG火箭弹爆炸后升起的黑烟。令人震惊的是，大马士革人早已适应了这种准战争状态下的日常生活，甚至不再对此感到恐惧。穿过建成于19世纪、紧邻倭马亚大清真寺的哈米迪亚集市时，热心的店主指着天棚和地面对笔者讲述：“这一处是高射机枪子弹打出的窟窿，那一处是4年前一发迫击炮弹炸开造成的……”
与此同时，大炮就在不到7公里外的阵地上间歇性发出闷响。庄严的宰牲节当天，全市放假，街道上近乎空无一人，“值班”的反政府武装炮兵却仍在发泄性地开火。炮声从子夜时分响到正午，城中的居民和东郊的武装人员却只把它当作伴奏音。
笔者终究没有抑制住好奇心，租下一辆风尘仆仆的汽车朝东面的火线驶去。在绕过闭门谢客的十月战争纪念馆后，街道上已经不再有行人的身影，几个猫着腰、提着重机枪和子弹箱的政府军士兵正在奔跑着跃入混凝土防爆墙之后的阵地。
几分钟后，笔者突然意识到了防爆墙背后巨大的封闭建筑正是叙利亚国家足球队曾经的主场之一阿尔费哈体育场，如今它已经成为政府军的前线兵营和弹药库。而在几百米外，高高垒起的沙袋标记出了双方阵地的边界，迫击炮的闷响也远比在城内听到的来得真切。透过汽车窗户，笔者能看到对面残破的居民楼上有人影摇晃，而不同口径的轻武器和火箭弹已经把沿街的建筑打成了熏黑的蜂窝。
即使是当政府军在阿勒颇以东和霍姆斯以北的攻势已经取得突破性胜利的2017年深秋，反政府武装在大马士革东北方依然占据着一块相当于一整个区面积的坚固阵地，并且随时能切断通往首都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双方都不愿退让，却也都已精疲力竭。日落西山之后，把守街头岗哨和检查站的已经不是制服整齐的职业军人，而是穿着格子衬衫和旧马甲、斜挎油漆斑驳的AK-47突击步枪的四五十岁中年人。
随着长期以来担当政府军中坚力量的青壮年阿拉维派穆斯林伤亡持续上升，征兵的主要目标转向了中部地区为数众多的逊尼派，而他们的回应是主动避入土耳其和黎巴嫩成为难民。急火攻心之下，政府军甚至开始随机征召并非公务员或在校学生、也没有服兵役记录的普通市民。市区的流动岗哨存在的意义之一，便是在必要时征调壮丁：任何一名年龄在18岁到45岁之间、此前未曾服兵役的男性，都有概率被随机指定前往最近的征兵a上守备18个月：倘若届时他们还能生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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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留守者
对瓦利德和他的中产阶级朋友们来说，留守是得以维持个人体面以及熟悉生活方式的仅有选择。他们熟悉的生活正在一点点地走向瓦解，与此同时未来却依旧晦暗不明。
28岁的瓦利德属于大马士革并不罕见的一类留守者：中产阶级。新闻学硕士学位以及精通英、法两种外语的技能，使他很容易从欧洲通讯社得到短期合同，也使他相当主动地承担了为笔者担任向导的工作。
“我的许多老同学、亲密朋友和亲属都已抵达欧洲，但我选择留下，”这个略显疲惫的年轻人突然有些激动，“我是新闻学硕士，不愿在德国作为卡车司机或者烤肉小贩度过余生。留在这里依然有随时被征召入伍的风险，但至少维持着表面上的‘体面’。我有能力赡养父母和妹妹，也会因为工作的专业性受到尊重，而难民的身份将使这种尊重荡然无存。我仍在祈祷和平能尽快到来，但和平之上的内心安宁，或许永远不会到来。”
然而体面并不是无代价的。随着征兵门槛的下降，一度试图逃逸于内战之外的瓦利德如今也面临被强行送上火线的风险。这位大马士革大学的毕业生没能获得2018年秋季入学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而他与几家欧洲通讯社的雇佣合同将在2018年春天到期。这意味着在未来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他随时都有可能接到入伍通知书。
这使得他在和我同行的一个多星期里，时时流露出恐惧和绝望：“整个硕士班里只有我一个男生，大部分年轻人要么已经战死，要么逃去了国外。因为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我已经给大一新生们代教过几个月的公共课了。我只想做个记者，不想当屠夫。难道除了杀人和被杀，在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吗？”
在2011年内战爆发之后的叙利亚，既得利益集团的边缘人以及完全的赤贫者成为了最主要的出逃者。叙利亚外交部前发言人杰哈德·马克迪西属于前一类，他在邮件中告诉笔者：“在外交部任职的那些年，我就像是个被强行指定了委托对象的律师，绞尽脑汁为政府做口舌上的辩护。如今，我终于可以像个真正的外交官那样说话和行事了。”
毕竟，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反对派，都会需要这位法国国家行政学院高材生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而对那些在威权统治的余烬下忍耐了数十年的底层民众，尤其是逊尼派穆斯林来说，战争给予了他们逃离简陋的山区住宅和面容严峻的征兵官员，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生活的机会——当阿萨德政权尚有足够的暴力资源役使其人民时，类似的机会是不存在的。
意味深长的是，体力和健康状况更佳的青壮年男子成为了第一批出逃者：他们被紧急征召入伍的概率更大，因之离开的愿望也更迫切。随后是他们的妻儿和家人，再接着是变卖了房屋和家产、将最后一个叙利亚镑也支付给“蛇头”的中年人。在校学生、和父母失散的年轻女性以及多病的老年人被遗弃在了大马士革，使得当地男女比例达到了1∶7的悬殊数字。
“女同性恋现象在最近几年正变得公开化，”瓦利德告诉笔者，“即使是留在死城里的姑娘，也会需要生活和精神上的伴侣。人口学家年复一年地渲染叙利亚的人口爆炸，他们意识不到，因为这场内战，若干年后这里将不再有新生儿。”
而对瓦利德和他的朋友们来说，留守意味着亲眼目睹他们熟悉的那个国家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从逊尼派名城霍姆斯逃出的年轻音乐家萨利赫告诉笔者：“内战爆发以前，我们还能用沉默回避表态。但在战争开始后，AK-47和火箭弹强迫我们公开站队。”在威权统治下，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不过是权利被剥夺的受压迫者；但在内战全面化之后，来自国外的“圣战者”却要求他们按照教派差异区分敌我，相互展开厮杀。
“在霍姆斯被围的那些日子里，城外的政府军在向市区开炮，而控制内城的各派反政府武装和民兵也没有一天停止过自相残杀，”萨利赫回忆道，“我看到了范德卢特神父的尸体。他是一位在霍姆斯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荷兰老人，耶稣会士，自愿留在危城中帮助受困的平民，却被自诩为‘解放者’的‘基地’组织武装人员杀害。而在包围霍姆斯的政府军士兵中，有许多本身就是逊尼派穆斯林。我不知道该把这一切归咎于哪个派别、哪个人。因为在那座城市，所有人的手上都沾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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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中的喜乐
意识到身不由己的处境之后，孤岛中的人们唯有以酒精和狂欢作为逃避现实的慰藉。自我麻醉成为对抗死亡恐惧的日常工具，使笔者这个外来者每每不忍旁观。
“试试本地产的拉克酒（Rakı）吧，”瓦利德把一杯散发着茴香味的乳白色液体推到笔者跟前，“用葡萄酿造，算是传统饮料。”
当死亡的威胁和日常生活时时相伴之后，即使是严肃的教士们也不再批评年轻人的“亵渎宗教”之举了。穿过老城清真寺宣礼塔和教堂十字架投下的灯光，笔者这位来自东方的无神论者和一位逊尼派穆斯林、一位德鲁兹派穆斯林以及一位基督徒女士挤到了“氧气”酒吧的一张小桌上，分享烈酒和水烟。
一杯拉克酒。又一杯拉克酒。一杯伏特加。
随着酒精造成的麻痹感渐渐升上头脑，笔者突然理解了和笔者一起扎堆在这家小小夜店里的年轻人们的心情。和每月仅相当于100~200美元的微薄收入相比，限量供应、标价3美元一小杯的烈酒无疑属于奢侈品。但和随时可能直面死神的明天相比，酒精至少能带来一个晚上的松弛与遗忘。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群结队涌入，四周的灯光渐渐暗下来，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球形激光灯开始转动，年轻男女们不分穆斯林、基督徒抑或无神论者，开始跟随音乐热烈地舞蹈、拥抱。
这是笔者在整个中东见到的最自由、最放纵，也是最令人心酸的场景。1937~1941年被围困在上海租界孤岛之内，无路可走的那些男男女女，大约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在醉生梦死吧！但愿长夜永远不会过去，但愿太阳从此不再升起。
“刘，我们时常担心你们已经把叙利亚遗忘，”在离开“氧气”酒吧的路上，萨利赫轻声告诉笔者，“我们明白大马士革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市场，贩卖着权力、死亡以及各种关于人性的悲惨故事。外部世界的人来到这里，拿走我们的故事，随后将真实的我们遗忘。”当内战的终结变得遥遥无期之后，已经不再有多少国际记者试图进入大马士革——关于这里的悲惨故事，在外部已经需求饱和了。
又一个晚上，出租车把笔者带到了卡松山西北山腰上新建的“上城”游乐中心。随着东郊的居民区、学校和娱乐设施陆续被战火摧毁，政府在大马士革西郊新建了一系列临时校舍和商业区，供迁移至此的家庭使用。工程人员甚至在“上城”内竖立起了一架小小的摩天轮，从顶端可以远眺大马士革中心区的一角。有那么多六七岁的孩子眼巴巴地等在摩天轮下，只为在这和平的一角升上半空停留一两分钟。一队小学女生正在人工草皮上举行足球训练赛，一个半大的姐姐正领着4个弟弟妹妹尝试驾驶碰碰车——即使是在中国已经被淘汰十多年的娱乐设施，依旧能让这一刻的他们快乐到无以复加。
一瞬间，笔者试着忍住不去想他们的未来：但愿这些孩子永远不必成为屠夫，更愿他们不会在某一天成为屠夫枪口下的牺牲品。
宿醉造成的头痛过去之后，笔者参加了倭马亚大清真寺在每年宰牲节的例行晨祷。内战开始之前，清真寺和哈米迪亚集市之间的空地在日出时分就会被数以万计的民众淹没。但在2017年这个深秋，寺院中庭只有冷冷清清的一二百位穆斯林现身。那些不曾出现的人，大部分已经在黎巴嫩、土耳其、约旦、西欧和北美找到了他们的下一站；而他们中有很多人，也许在整个余生都不会再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