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上的空母
对于搞型号的军工人来说，毕生能拿得出手一个响当当的战斗机产品，就已经是功德圆满了。但是对于歼-20总师杨伟来说，他并不满足于此。2018年3月9日在航空工业官方媒体《我有一个梦想，未来战机由中国来制定标准：专访歼-20总师杨伟院士》的报道中，杨伟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或甘心听别人讲故事，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未来战机由我们来制定标准呢”？
在航空工业领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大胆的提法。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航空工业底子非常薄弱，苏联在此时向我们提供大量的战机和技术援助，年轻的中国空军能拿到当时顶尖的喷气式战斗机。与此同时，苏联提供的帮助也在我国航空工业领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随后数十年的时间之内国产战斗机的研发都未能逃脱其影响。
中国航空工业数十年一路走下来，先是米高扬设计局的产品成为主导，歼-5、歼-6和歼-7战斗机很大程度上就是苏联同型战机的翻版，而歼-8战斗机则是歼-7战斗机（（米格-21））的双发放大版本。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从苏联（后来的俄罗斯）进口苏-27战斗机，同样是走引进仿制的路子。在此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即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蜜月期，当时的交流曾经对我国战斗机设计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按照杨伟总师观点的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国产战斗机的研发并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苏联故事”的延伸。长时期内，我们只知道某型战斗机在满足某些技术要求之后，会成为一种优秀的战斗机，或者是某项技术应用到某型战斗机上后会使其性能得到很大的改善。战斗机先进与否的标准，机动性、航程、载弹量、最大速度、可靠性和灵敏度等等，我们更是两眼一抹黑，往往只能依据“苏联老大哥”怎么做，或者是依据国际上一流制造航空强国的标准。
苏联评价战机先进与否的标准来源于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苏联为什么要在某些战斗机上使用某些技术，我们也不知道，也不敢更改。在国防领域，这样做其实有很大风险。一款战斗机是否是好产品，国土形状、地理因素、气候状况、防务思路、部队适装性和维护习惯等等方面都会成为重要的权衡因素。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对不同研制和使用国家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异的，和平时期战斗机在短时间内合不合适可能体现不出来，在战时就意味着成败得失、生死存亡。
比如苏联的米格-31和米格-25截击机，在本国的防空体系下可能很好用，但是一旦被出售给其他国家就有可能水土不服。而且，像苏联和美国这样的航空制造研发大国，之所以能研制出一款经典的战斗机，不仅仅是在国家层面对整个航空工业的投入巨大，而且原因还包括之前有了非常雄厚的战机研发经验教训积累。在这些积累里面，成功积累已经很丰富，但失败的积累更加丰富，可能是成功经验数量的几倍到数十倍。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积累后，美国和苏联的设计师们才会知道什么样的技术路线不该走，什么样的设计不可取。而如果一味地模仿，战斗机研发项目很有可能就会进入雷区。尤其是在技术急速发展的今天，四代战斗机研制成本耗资巨大，批量生产单价已经突破亿美元大关，任何一个国家要养百架规模以上的这种战机，投入都是极其惊人的。一旦新研制出的四代机不适用，不适合某一个军种或某个武器装备平台，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杨伟总师提出，要从国家战略需求的角度去评价应该发展一种什么样的战机，这是非常中肯的。今天的中国航空工业，随着歼-10和歼-20战机的研发，已经逐步脱离苏联时代的影响，可以说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雄厚的基础。以前是从国外引进什么技术造什么飞机，现在是国家和军队有什么需求我们造什么飞机。这一点的提出，就足以见得杨伟总师和成飞在战斗机研制领域已经远远领先国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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