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桌面战争
杰兰·海利
美军从21世纪初期开始大力建设机载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能力，今天，这项投资正在收获回报，ISR 作战界运用机载平台满足各种情报需求。国防部ISR能力建设专案团队和各军种在不断改革情报作战，但是决不能只靠购买硬件来解决问题，需要超越硬件思路。革新，尤其在战术层面，必须扩大到思考如何重塑组织和流程，我们不可依赖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而应通过改变情报组织的行为和流程，才能从情报能力建设投资中取得更丰厚的回报。解决了思路问题，就能引导全军更好地利用稀缺的ISR资产，并且更好地应用现有理论、军事思想和作战准则。这种改革，关键在于解决人员问题，因此国防部必须系统投资于全军中的ISR合适人才培养，并以空军为重中之重。
合适人才知道如何根据实际需要运用新技术，更新作战准则，制定有效的战术、技术和程序（TTP）。联合作战界需要那些岗位恰当、技术熟练并获授权的专业情报战士，在战术层面上满足我军的关键情报需求。我军对硬件采购总是充满热情，同样的热情也应倾注到合适人才的招聘和培养，有了他们，我军耗费的几十亿硬件投资才能发挥作用。这个特殊作战界，从至少五年前常态化使用所称的ISR 战术控制员开始，逐步走上正轨。我们欣喜地看到，军方正在作出努力，在常规作战部队中也培养这些战术层次的联合情报收集专业人员。然而，各军种司令部参谋和情报收集战术专家们必须要强化训练机制，把这些人才培养成能满足联合作战界需要的情报作战专家。
情报作战中的人员问题
机载情报收集周期，最简化的组成有三个部分：计划、执行、评估，每个部分又由复杂且相互关联的次级流程构成。继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购置情报收集平台硬件，但是由于作战准则陈旧，TTP 僵硬刻板，新技术投用于战场过于仓促，使得这些初期硬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进而导致战场运作混乱，效率低下，有些使命无法完成。究其原因，主要问题就在于战术层面缺少有全面技能的称职人才，因而未能做好情报资产的解读和运用，国家下了成本而没有收效。换言之，国防部为这个情报“交响乐团”配备了更好的乐器，可是这个乐团成员却难以合奏出华彩的乐章，导致这个问题复杂化的原因很多，也很难解释清楚。
早在2008年，时任陆军中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发表评论，指出我军需要能产生正确效果的情报人员。空军上校杰森·布朗（Jason M. Brown）呼应将军的观点，他在2014 年《联合部队季刊》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空军ISR 联络官的作用。他证明说，一小队人员，只要布位适当，技能全面，有一定授权，就可以把机载情报收集努力有效整合起来。但现实是，我军没有足够的ISR联络官派到各处去，而且也未必有此必要。
各军种都就如何挖掘、训练和使用更称职的战术ISR专业人员进行了探索，但都努力不够。比如，一名战士被指派承担机载情报整合任务以支持受援指挥官的调兵计划，通常要参加受援司令部组织的以本军种内容为主的训练。如今，受援指挥官能得到多种联合作战能力；那么在战术层面，受援指挥官的ISR专业人员就必须了解和协助指挥官运用“全方位”联合作战能力。以军种内容为主的训练已经不足以帮助受训者胜任这一任务。“联合”训练的情况远更糟糕，训练内容不外乎放映一套概述情报收集平台能力的PPT演示片，或者发放一本“如何操作”手册。
一项原本着重ISR作战能力实战运用的严格训练计划，就只有一些演示片和小册子，实在过于单薄。在联合机载ISR作战的计划、执行和初步效果评估方面，许多被指派承担这些任务的人员一开始都几乎毫无准备。最不幸的是那些未经任何训练就被安置到情报收集管理和ISR作战岗位上的战士，而那些有幸参加联合训练的人员，又常常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参与过机载情报收集任务。这里不是说那些最终代表受援指挥官收集情报的战士没有执行这些任务的能力，只是说这些战士可能没有获得为做好工作所需的训练、在指挥部近距离任职的经历，以及必要的授权。
另一方面，担负情报收集的飞机机组人员独立地执行与使命相关的所有任务。而受援部队司令部（无论什么军种）内却缺少一个作业团队——没有他们，就无法将执行ISR 任务的飞机的“计划、执行、评估”与受援指挥官的战术调兵计划（无论由什么军种领导）可靠地加以协调和整合。担负这项情报收集任务的飞机及人员依靠这个作业团队澄清受援指挥官意图的最初指导，然后才能相应调整情报收集计划和需求，利用情报作战界的必要资源，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必要时与非情报界团队成员协作，以准确满足受援指挥官的意图。这些，就是国防部情报作战中的人员问题。
为什么需要常规作战 ISR战术控制员
在“伊拉克自由”和“持久自由”作战行动期间，空中和地面合成部队指挥官认识到空军情报专业人员与主要地面受援指挥官同驻配合的重要性。因此从2006年起，空中合成部队开始派遣ISR联络官加入地面组成部队。最初，ISR联络官派驻在地面统领指挥官的高层指挥部内，在指挥链中比战术作战高出两到三层。随着时间的推移，ISR联络官更多部署到下级梯队，因为那里更需要他们。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ISR联络官人数太少，满足不了下级梯队的大量需求，甚至难以满足像“坚定决心”这种相对有限的应急作战行动的需求。
最近，地面受援指挥官扩大了ISR联络官能力，为受联络官领导的小组增派了ISR 战术控制员。在起始于2014 年的“坚定决心”行动中，这些小组由一名担任领导的ISR联络官和多名联合ISR控制员组成。这些小组反映了迈克尔·格伦沃尔德中校（Michael Grunwald）在2009年一篇论文中提及的他称之为“ISR联络组”的概念。些小组主要是空军人员，虽然这一点对“坚定决心”行动很重要，但是ISR战术控制员可以来自所有军种。这些只接受了有限训练的联合ISR战术控制员努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ISR战术控制员获得的训练，重点是外科手术式ISR情报收集，更大范围的ISR技能需要ISR联络官来填补。
ISR战术控制员是一小组情报作战人员，接受专门训练，学会如何将战术机载情报收集加以整合与协调。要明确说明的是，这种训练超出了这些人员的基准情报职责。ISR战术控制员通过训练，掌握情报作战的计划、执行和初步效果评估技能，从而近实时地把空中情报收集资产战术性整合到受援指挥官的机动计划之中。有时候，他们的努力所取得的效果关乎到实现狭窄定义的目的，也有些时候，影响到更广泛的目的。配置ISR战术控制员的做法卓有成效，因为：
(1)他们几乎总是与主要战术性受援指挥官同驻配合或与其密切联系；
(2)们熟悉ISR能力并懂得如何使用；
(3) 他们具有调派空中资产的授权，有权同时协调和控制多个情报传感器，从而生成其受援部队需要的效果。ISR 战术控制员不履行情报支援职能；他们只协调情报传感器的任务调度。已往情报收集任务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对情报支援和情报作战人员的运用不当。
执行情报支援任务的专业人员分析形势的过程中，需要筛查与某个问题相关的各种机密和非机密信息，然后判断并提交敌方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以便己方能确定最佳的对应行动计划。情报支援人员通过分析手中掌握的信息生成情报，并提出问题以生成己方的情报收集需求，满足己方的作战需要。在军事术语里，这些人常常被称为“分析员”，不过请注意，并非所有分析员都是情报支援人员。反之亦然 ，即并非所有情报支援人员都是分析员，情报支援人员还履行其他许多功能，诸如信息处理、提供简报汇报支持，以及信息管理等。
相较而言，作战人员使用由情报支援专业人员提供的可行动情报。比如，战斗机或轰炸机飞行员也许会选择更改飞行航线，步兵连也许会选择不同的机动方式去捕获目标，或者，舰艇指挥官也许会绕过某些濒海海域。同样，情报作战人员也许会为飞机的情报收集规划一条不同的执行航线，选择一天中另一个时段进行情报收集，或者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情报收集目标来达到理想的效果。
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必须认识到情报支援与情报作战人员的职责非常不同，然后整个信息收集过程才能有所改进。理由是，精通一行未必意味着精通另一行。对个人来说，情报支援和情报作战不可两者兼得。情报界需要更多像ISR战术控制员这样的战士——按照专业情报作战人员的方式培养，重点放在为指挥官和同行作战人员出谋划策提供建议，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利用我军有时稀缺不足的资源。对这些联合ISR 战术控制员，只要再投入一点时间、资金和努力用于培养，他们就能像在“坚定决心”行动中那样，继续满足常规作战的任务要求。
经常，战场形势迫使战术领导人求助于更好的联合情报作战解决方案，这种情况非常有别于依靠谨慎规划以求有效情报作战的做法。因为受援指挥官身边如果有合适人员为之筹划，此幕僚一定深刻了解有限作战资产的能力和局限，熟悉有效的情报收集TTP，并有情报传感器调用授权。也许，ISR战术控制员的最重要一面是他们与受援指挥官之间的紧密联系。
ISR 战术控制员应具备那些素质
空军联络人员因为在受援指挥官身边工作，就具备了一些优势，包括获得更大的授权，以及更清楚如何实施指挥官的意图而达成目的。显然，这种联合作战经验来自越南战争期间，当时战场上的战术空中控制组制定了如何在接近己方部队的区域使用弹药杀伤敌人的规范。空军把地面指挥官的意图和自身卓越的能力完美结合，发射相对精确导引的弹药，沉重打击了敌人。《空天力量杂志》1967年发表的“战术空军运用：现状和未来目标”一文，通过讲述越战期间美军在德浪河谷的作战经历，重述了这一贡献。这条经验就是：与受援指挥官同驻配合的专业作战人员明白受援指挥官的具体情报需要，能根据其特殊需求收集信息。把这些人员正确配置到受援指挥官身边固然重要，如何把这些人训练培养成称职的ISR战术控制员同样重要。
国防部不能只让ISR战术控制员粗略了解ISR作战方式和能力，随后就放手让他们运作这样一个涉及几十亿美元的大事业。理想情况下，ISR战术控制员应参加由特种作战部门已经开办的短训班。尽管理想，常规部队需要的ISR战术控制员数量太大，特种作战教官可能无法都满足。那么，常规军种部队应该考虑开办自己的学校。也许，这所学校可以设在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空军IRS 联络官训练中心及美国空军作战中心，由此两个单位共同管理和授课。另一个可行选择是设在亚利桑那州瓦丘卡堡的陆军情报培训中心。再次强调，所有ISR 战术控制员在受命部署之前都应该首先接受专业训练。
有时候，现实情况不允许ISR 战术控制员首先获得部署前训练，只有ISR 联络官能享受这个“专有福利”。为了实施“坚定决心”行动，在ISR 战术控制员被写进“关于‘坚定决心’行动关键位置联合人员配置文件”之前，ISR 联络官训练中心就编写了ISR 战术控制员训练计划，并配置了人员加以实施。
截至2015年6月，ISR 联络官训练中心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培训了10名ISR战术控制员。该联合培训课程是为期一周的强化训练，结合理论讲课和实时操作，使ISR作战新手获得担任ISR战术控制员的必要资质。美国本土的ISR作战人员强烈感受到，与其它应急行动相比，为“坚定决心”行动前沿部署的ISR战术控制员有明显的不同，这些在前沿作战的ISR 战术控制员能力强，能从容应对全频谱ISR作战的计划、执行和评估；最重要的是，ISR 战术控制员和战术空中控制组的其他成员——例如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JTAC）——紧密合作，保障了外科手术式打击顺利进行，有力支援了在地面作战的伊拉克部队。
假定我们可以建立一条组织和训练联合ISR战术控制员的培养渠道，那么最后一个要素，也是ISR战术控制员理应获得的，就是受援指挥官的授权，一旦上级司令部为其指派了情报收集传感资产，这些战术控制员就有对传感器的使用调度权。这个概念最近被纳入了一份多军种TTP文件，文件中称之为“传感器调用权”。
指挥官影响作战空间的能力，与适当授权予适当人员的程度成正比，这种关系也适用于情报传感器的调用。以策划一场近距离空中支援（CAS）作战为例。首先受援指挥官确定目标优先顺序、效果，和CAS整合时机；接着，空军联络官和JTAC一道计划和控制CAS作战，以满足受援指挥官的要求。电子战军官开展电子攻击的情况也是如此，其人员配置、训练和作战准则等，在战术层面上都应在CAS 和电子作战之前做好。然而ISR作战的情况就不一定如此，ISR 战术控制员属于情报作战，需要具有作战计划能力和传感器调用权，才能使情报作战满足指挥官的要求。
对情报传感器的调用是一项授权，据此权力可指派特定平台或传感器执行特定战术任务，以取得对特定目标的所需效果。对ISR 战术控制员而言，这种调用权通常涉及到将多个传感器融合运作，以实现多重目的。传感器调用权不同于传感器控制，后者通常指传感器操作员人工启动某个控制具体传感器的机制。我们不妨把传感器调用权想像为音乐指挥家的指挥棒，它控制着音乐的起伏和节奏。
传感器调用权是作战资产调配中一个固有而复杂的程序，它是一种责任，关系到如何对所调派作战资产的使用做好计划、执行和初步效果评估。使用单位必须计划好传感器的具体战术使用，保证实现指挥官的目标。计划的制定涉及到与诸如飞行中队和分布式共用地面系统（DCGS）这些支援情报单位协调。对空军来说，经常调派的资产主要是MQ-1“捕食者”和MQ-9“收割者”遥驾飞机。例如，“坚定决心”行动中，ISR 战术控制员提供具体ISR 计划、情报收集最大化文件，以及更新后的情报收集优先排序，一直更新到受调派的传感器进入阵位的时间点。传感器平台进入阵位后，ISR 战术控制员发送具体的传感器使用指示，确保承担此任务的情报单位持续严密关注受援指挥官指定的目标，有时候，这些目标可能不断变动。
受过全面训练的ISR 战术控制员，从飞机起飞到着陆，始终与机组人员保持联系，提供符合实情需要的战术指示。任务完成后，ISR 战术控制员接收机组成员有关平台前后两端的反馈，汇报机组人员执行任务的实际表现，以及是否达成预期目标。进一步，ISR 战术控制员与飞行员、传感器操作员和其他情报作战组人员协作，确保将这些反馈纳入可能几个小时后又将开始的下一次任务中。积极而称职的ISR 战术控制员行使传感器调用权，是确保有效ISR 作战的一个全面必要条件，但这种授权是我军全频谱ISR 作战中又一个缺失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