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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开甲:他的事业惊天动地,让中国穿上核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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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罗廖夫

原标题:百岁开甲:他的事业惊天动地,让中国穿上核铠甲!

作者:沧海观澜

这两天,朋友圈里流转着一组温暖的照片——在纪念建军90周年之际,“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荣膺“八一勋章”,同时迎来期颐之寿。闻听喜讯,部分马兰核试验基地的孩子们自发自费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祝贺程老百岁华诞,表达对创业前辈的崇高敬意……

(摄影:秦宪安)

(摄影:秦宪安)

(摄影:秦宪安)

“甲者,以在米外,若铠甲之在人表,其种于地,则开甲始生。”

开甲散萌,意思是种子破壳萌发。

程开甲这个名字,或许曾经寄予了程氏家族的期望,盼他开甲散萌、枝繁叶茂。

然而,程开甲一生的事业惊天动地,为的却并非程氏一脉,而是让共和国穿上“核铠甲”,让古老民族披坚执锐、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

程开甲,祖籍徽州,1918年8月3日生于吴江。按照老辈人的算法,今年,程老100岁。

程开甲出生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6年了。可6年过去了,中国人依旧搞不清楚谁是总统、谁是总理,甚至搞不清楚中国还有没有皇上。直系、奉系、皖系、桂系……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

那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

7月,孙中山致电列宁,表示愿与布尔什维克党联合起来改造中国;

11月,德国签约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华民国代表陆徵祥前往欧洲参加巴黎和会,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国际新秩序的制订。

不料,真正的“战胜国”们压根就没把孱弱的中华民国放在眼里,《二十一条》依旧是套在中国人脖颈上的耻辱枷锁,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则被英美大大方方转送给了日本。

彼时的程开甲,或许并不知道,这几件事将改变中国,也将影响他的一生。

少年时期,程家家道中落,程开甲的性格大受影响,甚至有些叛逆。小学二年级,他留级3年,被同学们戏称为“年年老板”(年年老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在这里,程开甲接受了六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思维训练,在学习上也渐渐崭露头角。而这所教会学校,竟然培养出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多位科学家和两院院士。

1937年,程开甲高中毕业,同时被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由于浙江大学对特别优秀的考生免除学费,家境艰难的程开甲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从此得以受教于束星北、王淦昌、苏步青等名师大家。

束星北与王淦昌是浙大物理系的两大名师,两人都是30岁出头,都在国外喝过“洋墨水”,都怀着献身科学的信念和热情。

他们在物理系开设讲座,轮流就物理学前沿问题作学术报告,这种学术报告非常自由,全系师生都可以随时参加讨论,但束星北和王淦昌总是讲座上最活跃的。

私交甚笃的两人,经常为了科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让听众们耳目一新,也让程开甲们真切地体会到科学的精神和真谛。

1941年,程开甲毕业后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24岁的他撰写的论文《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被狄拉克本人推荐发表于《剑桥哲学杂志》。

1944年10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浙大,对程开甲青眼有加。在李约瑟的推荐下,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诺贝尔奖得主M.玻恩的学生。

玻恩一生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后来,他们4人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程开甲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爱丁堡求学期间,程开甲从粒子研究领域转向超导理论研究。1948年,程开甲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了被称为“程-玻恩”“ 超导电性双带模型”的超导理论。

1948年秋,程开甲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2月,朱光亚在取道香港返回新中国的轮船上,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在欧美留学生中间产生了极大反响。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和人民吗?”

“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1950年8月,程开甲踏上了回国的行程。导师玻恩对他唯一的嘱托是:“程,你应该多买点吃的带回去”。

回国后,程开甲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2年后,被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一直从事理论物理教学研究的他,转而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

1958年,程开甲再次改变专业,与施士元一同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又受命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在当年那种艰难条件之下,程开甲竟然带人搞出了一台直线粒子加速器。

也正因为在此期间的工作,程开甲逐渐引起正在四处寻觅“千里马”的钱三强等人的注意。

1959年,中苏交恶,“596计划”成为中央在国防科技领域压倒一切的战略决策。(参见前文:“神十一”上天之前,中国竟然干了这个……)

1960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突然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神秘地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然后递给他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北京花园路3号”。

既不知道这是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要他去干什么,但程开甲估计,郭校长也不知道。所以,他连问都没问,第二天便启程赶往北京。

到了才知道,那个神秘的单位就是二机部新成立的“九所”——核武器研究所。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选调程开甲参与原子弹研制,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点的将。

程开甲来到研究所时,原子弹研制正处于起步阶段,所长:李觉,行政副所长:吴际霖、郭英会,技术副所长:朱光亚、郭永怀。

程开甲到来后不久,王淦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国,彭桓武也从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调入九所,5人分工负责,都被任命为技术副所长,朱光亚是技术总负责。

按照分工,程开甲负责材料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研究。他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托马斯-费米-狄拉克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1962年上半年,原子弹研制工作曙光初现。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为加快核武器研制进程,钱三强等决定,兵分两路: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经钱三强推荐,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从此,程开甲既是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同时又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他继续兼任副院长),直到1977年,程开甲被任命为马兰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才免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程开甲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初开拓核试验这一全新领域时的复杂与艰难:

“核试验是一个大型的、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必须有机配合,理论研究必须给出各个细节的必然因果关系,而实践则要求每个细节都得到具体验证。……同时,在试验工程迅速进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答复和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工程技术问题。诸如:为什么测试工号需要屏蔽?屏蔽需要多厚?对爆心的地形、安放测点和测点地形有何要求?测试工号承受多少压力?放在哪里合适?等等。”

他亲自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而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则没有拿到任何数据。

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爆炸。这证明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是过得硬的。

此后,程开甲在核试验任务中又不断取得新突破。

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的加固方案减少放射性尘土卷入,效果很好。

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

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

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他研究设计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从1963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 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每次核试验任务,他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一次地下核试验爆炸结束后,程开甲来到现场,要求进洞。

因为核试验平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进去。

程开甲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程开甲穿着简陋的防护服,顶着昏暗的灯光进入坑道。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

程开甲说,“深入虎穴”观察到的地下核试验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使他对下次试验方案有进一步考虑和新的设计。

20多年中,他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上世纪80年代,程开甲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之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开拓创新的脚步,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

他倡导开展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程开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1985年,程开甲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程开甲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4年,程开甲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7年7月28日,程老被授予“八一勋章”。

面对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他说:“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百万人共同创造,我们的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焚膏继晷,心忧华夏;

功高德劭,泽被中华。

今天是8月3日,正值程老百岁华诞。

祝福程老寿比南山!

愿您和前辈们撑起的核铠甲永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