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闲侃军事
井冈山时期的红4军军械处，是人民兵工的始祖。1929年1月14日，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出击赣南。军械处也在军部序列中。此后转战赣闽两省，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不仅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甚至地方政府也因陋就简，办起了一些军械修理机构。
1931年9月，中央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缴获了大批枪支。但许多枪支残破，不修理根本无法使用。奉中革军委命令，教书先生出身吴汉杰带领六七名铁匠、木匠和石匠，靠着几把锉刀、钳子，在兴国县办起了修械厂。虽然条件极为简陋，但修械厂却在短时间内，修复了一批坏枪。鉴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较快，迫切需要大批枪支弹药，中革军委决定，在原有修械所和修械处的基础上，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修械和弹药生产任务。
1931年10月，以吴汉杰创办的修械厂为基础，合并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修械所、红三军团修械所、吉安县东固养金山修械处、赣县田村龙头修械处和其他一些小型修械机构，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兵工厂就此诞生了。
厂址是朱德亲自选定的，位于江西省兴国县莲矿区官田村。这是一个有着200多户居民的村庄，位于中央苏区腹地。因为厂址在官田，所以被命名为“官田中央兵工厂”，简称“官田兵工厂”。厂部及总务科设在官田村礼布房内、枪炮科设在陈家祖祠、弹药科设在文体公祠、工人俱乐部设在万寿宫。
成立之初，官田兵工厂共有250多人，拥有200多把锉刀、100多把老虎钳、4座打铁炉，但技术依旧薄弱，许多人之前并未接触过枪。不过困难再大，也难不住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红色兵工战士。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工人们修好了一些步枪，并送上了前线。然而，这些“门外汉”修过的枪，大多仍然不好用。工人们拿着退回来的武器又里里外外地仔细琢磨，终于把问题找出来了。一些相对有些经验的工人一步一步为大家做示范，同时还建立起产品检查制度。渐渐地，送到前线的步枪，合格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工人的干劲也越来越足了。
1931年12月，红军消灭了寻乌、会昌两县的几个白色据点，动员了30多名修枪工人，及时补充到官田兵工厂，该厂的修枪技术得以迅速提高。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占领了国民党军一家修械厂，缴获了两台车床、一台30马力的发电机、一台鼓风机、一批汽油和原材料等，并动员该厂20多名工人前往官田兵工厂，继续参与武器制造。
随后，沈阳兵工厂的地下党员韩日升、郝希英、刘广臣等三名技工也被调往官田兵工厂。至此，官田兵工厂机构得以完善，成立了机器组、修配组、打铁组、木工组等多个工作组。不久，因为前线对于弹药的需求量增大，官田兵工厂又新建了一家造弹厂。
从此，原本寂静的山村响起了隆隆的机器声。官田兵工厂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不但能修理步枪、机枪、驳壳枪、迫击炮，甚至还能自制步枪。
1932年5月，吴汉杰传达上级命令，希望兵工厂自主研制手雷和地雷。大家很快便收集到大量生铁和土硝，接着开工铸弹壳、造火药，并在弹壳内装上火药，还夹杂了些碎铁片。仅仅几天功夫，第一批手雷和地雷便出厂了。经测试，一颗二十多斤重的地雷，可以把周围三丈远的树木炸断或炸伤。
可是，就在一切都步入正轨后，新的困难又来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越来越严，原材料和工具很难从苏区外买到。面对这种“无米之炊”的局面，工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因为买不到油，机器无法运转，但它们又是维修枪炮的必需品，决不能让它停下。于是，木匠出身的工人大显身手，想办法造了个大木轮，利用水力带动机器运转。造子弹的重要原料硝酸来源断绝时，工人们又设法用腐朽的木头磨成粉末，和白药配成火药。这种用“土法”制造出来的子弹效力虽然比不上制式枪弹，但也能凑和着用，并且大大降低了成本。
除了工人们积极应对之外，当地百姓听说红军有困难，也纷纷将在战场上捡到的弹壳送到兵工厂。红军战士每打一发枪弹，也都要将弹壳拾回，再送至兵工厂进行复装。另外，工人们还从市场上兑换收集了大量铜钱，因为每枚铜钱可以用来制造一枚弹壳。就这样，尽管条件艰苦，官田兵工厂仍然制造出了大量枪弹供应前线。
1933年10月底，冈面中央红军兵工厂在瑞金冈面建立，官田中央兵工厂奉命迁至冈面，与之合并。在官田兵工厂存在的两年时间里，从六七名工人、几把锉刀，发展成为苏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兵工厂，共修配了4万多支步枪，2000余挺机关枪、百余门迫击炮及山炮2门，复装了40多万发枪弹，生产手榴弹6万枚、地雷5000余个，在历次反“围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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