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白如纯在《日本蓝皮书（2018）》中对日本的东南亚“峰会外交”做出分析与展望。
白如纯指出，2017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及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启动20周年，18国首脑聚集于马尼拉。在东亚特别是东盟，峰会已经成为首脑外交的重要内容。随着东盟一体化加速，东南亚地区重新成为大国关注和争夺的焦点之一。以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为舞台，每年一度东亚13国及美俄领导人“走秀”东南亚。日本利用峰会外交，展示其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特殊关系”。安倍内阁继承了历届内阁重视东盟峰会外交的惯例，同时，面对新的国际与地区形势，调整外交方针及实施策略，拉拢东盟、配合美国、构筑针对中国的地区外交网络的意图明显。
日本作为东盟最早的对话伙伴国之一，于经济、政治、安保等领域在东南亚地区拥有重大利益。日本重视对东盟及东南亚各国外交，特别是首脑外交，具有谋划的长远性、实施的一贯性以及调整的及时性等特点。特别是2005年东亚峰会成功举办并形成惯例，此后每年一度在东南亚十国轮流举办系列峰会成为亚太地区首脑外交的新亮点。对于谋求巩固和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最大程度获取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日本及相关国家而言，东南亚作为系列峰会舞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7年11月9~15日，在菲律宾举办的第12届东亚峰会及APEC越南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南亚开展了一场密集的峰会外交。除了参加东亚峰会18国领导人全体会议，安倍首相还在日本与东盟（10+1）、日本与中日韩（10+3）合作框架下分别与东盟和中韩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东亚系列峰会和APEC领导人会议同期举办，安倍与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APEC会议主办国越南两国领导人的交流便不只限于峰会期间的交流，而是通过先期进行的双边首脑互访等渠道，提早表达日本对会议主办国的支持与援助姿态。
纵观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东亚峰会举办以来日本地区外交的特色，可以总结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保持对东盟政策的一贯性，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2）除了领导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之外，利用民间资源自下而上强化双边关系；（3）灵活运用各种时机，高调宣示双边的“特殊关系”。除了前文提到每年例行的日本与东盟“10+1”首脑会议、东盟“10+3”首脑会议以及频繁的双边首脑互访等固定模式之外，日本政府还利用“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日本—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以及通过接待和访问东盟轮值主席国政府首脑，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加强交流，高调展示对东盟国家的另一种“峰会外交”。
峰会外交现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渠道。首脑会谈及其生成的结果，如达成的共识、发表的公报、签署的协议等，具有权威性、协调性与指导性作用，是与之相关的事务性外交接触与谈判的钉锤之音。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首脑会谈所表现出的议题的现实性、参与的广泛性与达成结果的平衡性等特点，给首脑外交增添了色彩感和亲和力。东盟以集体主办、各国家轮流承办的形式，使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成功延续并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中日作为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东南亚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两国都重视在首脑外交平台上，强化与东盟及各方的政治协调、经济合作、文化交流。
日本政府重视以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等为平台的峰会外交。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以及学术机构、民间智库等，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营造日本与东盟友好合作的氛围。东盟多数国家对日本的印象相对温和友好，尤其是个别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甚至积极主动拉近与日本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特殊”关系。但多数东盟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中日两国在本地区展开政治及安全层面的恶性竞争，也力避作为小国夹在中美或者中日等大国之间“选边站”的尴尬处境。
就地区层面而言，中国—东盟—日本三边关系如何维系与调整，对中国的地区外交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日本的分量不是比以前减少了而是增加了。2017年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中日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包括安倍首相在内的日本内阁重要成员在多个场合表达了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积极信号，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表现出了正面意向。东南亚是中日两国都重视的地域，东盟也是中日政府都积极争取的合作对象。东南亚未来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资金与技术需求，将给中日两国提供竞争与合作的平台。
保持对东盟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东亚地区和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中日相互理解为基础，加强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挥中国、日本、东盟各自的优势，是促进亚太及各国共同繁荣发展并将惠及“亚太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路径。
（参见《日本蓝皮书（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