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乔恩·奥特曼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随着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那些它几乎没有影响力的地区，而且要在基本上由别国建立的体系下谋求发展。中国的利益遍及全球，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意识到，美国既非明确的竞争对手，亦非确定的敌人，但美国显然是世界第一大强国。在中国面对的诸多外交政策挑战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如何在崛起的过程中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者作为亚洲第一强国招致不必要的负担。这一挑战在东亚与中东之间的地区尤为明显；在美国看来，这一地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彼岸。
一、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
到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在世界舞台崛起时，美国的战略不是争夺控制权，而是制定一套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竞争中应当遵守的通用准则。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推行其特有的世界大国战略。与欧洲不同，美国从未试图建立广阔的殖民地网络，或者锁定美国海外投资者的优势。在十九世纪，当欧洲列强争夺世界版图时，美国政府还忙于本土的人民安居事业，远离以欧洲为中心的财富与权势之争。到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在世界舞台崛起时，美国的战略不是争夺控制权，而是制订一套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竞争中应当遵守的通用准则。欧洲国家是通过确立直接统治增强国家实力，而美国的做法是间接的。美国的战略—即便是坚定的反共政策也不例外，意在促进国际稳定、提高可预见性和透明度。这种意图包含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相应地涉及军人和商人。虽然由此形成的体系和许多规则自然会偏向美国的利益和行为，但美国并非唯一的受益者。所谓“美式和平”最终是一套不断发展的共同规则，而不是坚持由美国主导的定局，而美国的盟友也在“美式和平”的庇护下蓬勃发展。这种做法有助于巩固受各方默许的美国领导地位，因为这确实符合广泛的共同利益。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挺进中东地区，当时是明显的冷战格局，即美国的战略显然以军事为主，经济为辅。美国和盟友力量试图增进西方利益，因而占据油田，确保航运通道的安全，防止原先的封建和殖民地社会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以色列的安全是一项重要任务，但并非压倒一切的任务；美国追求和平局面，不仅为了阻止苏联在对立阵营中站稳脚跟，也是为了推动美国的抽象经济利益。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多次调整战略重心：有时更多以国家为中心，有时更关注基层民众；有时侧重经济，有时侧重军事。但是，美方总是声称看重中东的战略价值。
冷战结束后，中东仍然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并不担心外部势力插手，而是担心中东地区自甘堕落，并损害美国的利益。1990年，在伊拉克军队悍然入侵科威特后，美国迅速出兵保卫沙特油田，并组织广泛的国际联盟击退了伊军。美国的目标是秩序，而非控制。同样，自1979年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对抗，反映了美国希望维持地区稳定，并挫败伊朗要打破由美国主导的现状的企图（尽管在伊朗看来，美国的战略一定程度是为了孤立和削弱伊朗）。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在中东地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混淆。区内有些势力希望改变现状，致使多国政府向美国寻求保护。与此同时，美国与专制政权盟友之间的密切关系，世俗自由主义的承诺，以及对以色列的支持，常常让美国被视为一个傲慢、不讲道义的强权国家，在公共辩论中俨然成为邪恶的化身。美国自认为是中东地区的泛民主力量，支持民众获得更多话语权并加大对专制政权的问责。但这种观念未得到认可，普遍的看法较为负面。大部分政府认为美国是一个天真但又必不可少的伙伴；公众则大致认为美国社会有时候值得称道，但美国政府是可鄙的。
二、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
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一般方式与美国迥然不同。即使在历史鼎盛时期，中国也只是一个地区大国，而非世界大国。中国从未寻求扩张领地或制定国际事务规则。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抵达波斯湾和红海时，他没有像欧洲航海家一样为明王朝开疆拓土。中国在征服周边领土后，也只是要求——并获得邻国的朝贡，但从未表现出称雄全球的渴望。相反，那些渴望扩张的国家却乘中国没落之际入侵，让中国意识到放眼看世界的重要性。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列强在东亚建立殖民地，并在鸦片战争后（美国也参与）强迫中国当局设立租界。二十世纪初，日本的扩张让中国雪上加霜，随后数十年里中国一直闭门造车，直到1949年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摆脱孤立政策时，一整套战后国际规则已经奠定。中国在此后的飞速崛起并未对这些规则提出挑战，而是充分利用了这些规则。中国的崛起没有创建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而且中方也绝不轻易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中国的明确战略强调互惠互利，对安全问题则轻描淡写。
中国的崛起气势恢宏，各方纷纷猜测其终极战略。当代的美国战略思想家广受中国古典军事理论家的著作影响，其中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无为主义不过是一种坚忍，背后并不尽是善意。他们经过研究中国历史发现，贯通中国思想的脉络并非和平共处，而是相机而动。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克制对国际舞台的野心，并不表示胸无大志，恰恰是在韬光养晦。
不过，纵然熟识中国的分析师，也很难看透中国领导人的真实意图——如果中方确有相关计划。万象更新，形势一日千里，中国政府的组织机构又是如此庞大而复杂，更难以琢磨，导致究竟是意图、现实、抑或幻觉无从分辨。即使中国确有长期战略，也无法判断该计划是否能够在持续的和平环境下获得成功，更不用说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
三、中国在中东的利益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存在时间相对较短，范围也较窄。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联系很少，主要是通过伊斯兰教。丝绸之路的历史远远早于伊斯兰教，但中国旅客本身很少走丝绸之路。到中世纪时期，穆斯林商人已经在中国港口建立飞地，但在中东地区却没有中国城。中国有几个不同的穆斯林团体——不仅有讲突厥语的维吾尔族，还有回族，而回族与汉族在大多数方面没有明显区别。过去几个世纪，也有少数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但在民航开通以前，这种朝圣之旅非常罕见。中国学生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正常留学，且人数较少。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
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对中东地区的反殖民运动有一种情感联系，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殖民运动高潮期，但这种情感联系更多是一种政治象征主义。1956年，埃及总统贾迈勒 · 阿卜杜 · 纳赛尔正式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导致西方国家撤走对阿斯旺水坝项目的援助以及后期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纳赛尔此举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对埃及与中国的关系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同样，中国驻阿尔及尔大使馆设在戴高乐的故居亦非巧合，这无疑打了阿尔及利亚原殖民宗主国法国的一记耳光。中国在换取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方面付出较少，故有人认为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意义并不是特别重要。
过去二十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几乎完全以国家为中心。
过去二十年，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升，局势已经改变，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中东事务。中国的直接参与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通过下列三条途径。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途径是能源。中国直到1993年才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中东地区一直是中国过半数进口石油的来源。中国持续增长的石油需求令其寻求供应多元化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进口总量在迅速增长，来自中东以外地区的供应增量变得微不足道。仅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就增加了9%，而中国石油需求的增长占到全球石油需求总增长的43%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到8%，与早前多年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属于偏低水平。
第二条途径是工业产品贸易。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是中国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之一，但增长不限于能源进口。中国向海湾合作委员会出售各种工业产品，贸易额增长迅猛。据经济学人智库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出口第一大国，出口额在2013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350亿美元。龙城商场 （Dragon Mart）——位于迪拜近郊的一家大型商场，充当了无数中国厂家和批发商的大卖场；近期商场面积扩大了两倍，商铺超过200万平方英尺（即46英亩）。目前大约250，000中国人在迪拜生活，不过，其中一部分是为来自非洲和欧洲的客户服务，这些客户倾向于在中东地区与中国做生意，而不是直接前往中国。
第三条途径是基础设施和其他工程承包。中国从国内兴起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中积累了大量专业技能，并应用到中东地区新兴的城市建设需求上。中方建筑公司素以廉价和速度见称，这可以给当地领导人创造快速发展的政绩。2010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和合同金额总计超过600亿美元，其中包括麦加轻轨铁路、直通印度洋的阿联酋输油管道、以及巴林的40，000套住房等招牌项目。随着中东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物质匮乏对引发“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的作用，以具吸引力的价格实现快速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通常还有中国政府的财力支持），这前景着实诱人。
过去二十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几乎完全以国家为中心。中国政府热衷于中东国家的大型公共部门，并热衷于与国家机构签订贸易协议。美国在海外的活动则通常超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政府寻求与商界精英、学术界和公民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建立直接关系。相比之下，中国乐于接受中东地区的现状。虽然中方也担心中东地区缺乏应对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必要能力，但中国政府似乎并不信任反对派组织，把政府军看作能够遏制恐怖主义和其他混乱局面的唯一力量。2011 年的阿拉伯起义让中国措手不及，新兴的民粹主义者指责中方向被推翻的独裁者提供援助。不过，如今强势的地区铁腕人物已回归，中国官方似乎松了一口气，但中方也谨慎地避免完全切断与反对派组织的对话渠道。
四、中美两国在中东的战略
从根本上说，美国与中国在中东地区不存在天然的冲突。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两国为营造现状投入甚巨。一方面因为美国致力于在中东建立开放市场体系，为此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而中国从中受益匪浅。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企业在伊拉克的投资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该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但是，让中国受益的是，不仅避免了在安保领域的类似投资，更避免了那些反对现状者对于安保投资的敌视。某些中国官员私下表示，对美国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意，因为派驻中东的美军越多，能针对中国部署的美军就越少。例如，美国海军通常有三支航母战斗群执行日常任务，由于美方承诺在中东保持一支航母战斗群，那么在太平洋很难随时部署一支以上航母战斗群。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战略似乎与在本土周边的大有不同。在远离本土的地区，中方乐于在美方势力的阴影下活动，但中方对美方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越来越警惕。中方对美方势力的警惕至少有两种解释：中方认为东亚理应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担心美方试图利用中国周边国家遏制中国。中方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与美方的争议，反映出中国对美国海军力量的默许完全是情势所迫。对于中方的警惕，也可能有第三种解释：中方认为东亚地区完全是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而且中国是区内绝对的军事和经济强国，毋须美国来维持东亚地区的秩序。在中东地区则不同，那里各种潜在威胁丛生，当地政局异常复杂、往往难以捉摸，而中国军队在这样远离本土的地区也难以发挥作用。
五、中东战略的差异化
即使美中两国在安全、稳定和贸易等领域存在共同利益，但各自的战略却迥然不同。许多差异的根源在于：美方在过程上投入巨大，而中方则注重结果。关注过程并非一条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但正逐步成为一贯方针。在冷战初期，美国官员通过推动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抵御共产主义的诱惑。如果封建主义使共产主义更具吸引力，照此逻辑推理，消灭封建主义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众多美国政府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改善海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从1949年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所承诺的国际技术援助，到1961年《对外援助法》对援助内容的大规模重组。即便如此，美国仍试图与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专制政府建立密切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抵制共产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战场惨败以及公众批评中央情报局在冷战中的紧急措施，这不仅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更尖锐地批评了现实政治主义对美国长期利益的损害。冷战的结束对这种争论造成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普遍的论调是西方之所以在冷战中取得胜利，是因为制度的优越性。传播自由主义制度成为一项安全要务，因为通常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更通俗的说法是：“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不会开战”。
其次，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摆脱关乎存亡的安全威胁之后，美国及其盟友认为不必再支持恶棍领导人。随着后冷战世界的新战略框架的形成，美国国内有意见认为，美国应坚定成为维护世界正义的力量——即便以美国的短期利益为代价。这种观点可以部分追溯至美国历史上的例外论，究其根源，美国在十九世纪登上世界舞台的进程是由传教士主导，而不是由军队主导。拿破仑将“文明教化使命”作为与国家权力有明确联系的政府任务。在美国，公众热衷于福音布道，而且福音布道素来有深厚的社会根基。
由于上述两股思维，民主化与治理在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组成部分。自1990年起，在历届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把治理与安全联系起来是一条重要原则。奥巴马政府在“民主、人权和治理”的指导思想下，在64个国家开展了350多个项目，并于2015年9月宣称“美国是世界公民社会的最大支持者，自2010年以来为推进公民社会建设投资超过32亿美元。”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
美国支持向海外推广民主和人权，因为尊重这些价值观的政府更加正义、和平、合法，而且在海外成功推广这些价值观也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些保护普遍权利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更加稳定、成功和安全。
中国没有表现出在全球传播福音的特质，似乎也不渴望世界认同中国意识形态或文化的优越性。此外，中国人民也不求越过国家政权成为世界上一支积极力量。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举措完全局限于国家利益，并认为与其他国家政府的密切关系有利于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前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坚持互不干涉内政。中国政府在发展相关问题上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时，比美国政府更加关注政府之间的对话。中国政府与其他某些国家一致认为，非政府组织（NGO）部门可能成为反对派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温床，因而不鼓励、也不允许像其他国家一样的公民社会。美国的做法则不同。虽然美国政府肯定是伙伴国政府的奥援，并注意避免为恐怖组织提供支持，但它也积极寻求公民社会的其他行动者参与政府计划，而且经常谨慎地采纳那些不招当局欢迎的意见。
中国已经或很快会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判断为时尚早。
美中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差异，在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反抗运动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把抗议活动视为非民主政权不可持续的证明。尽管白宫没有支持抗议者，但赞赏态度是显而易见的。2011年，在得知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后，奥巴马总统表示：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幸见证历史性事件的机会是很少的。现在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埃及人民发出了呼声，他们的呼声被听见了，埃及将从此改变。”与美方截然不同，中方对此次起义持警惕态度。中国政府不但没有表示庆贺，而且试图限制国内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因为担心会在国内诱发类似的起义。2011 年阿拉伯反抗运动的结果不甚明朗，看起来中方在中东地区面临一个正在发酵的大问题。现状被打破之后，中国不仅会失去在诸如利比亚和埃及等地失去作为伙伴的政府，而且那些认定与中国有利益冲突的新兴革命团体还变成中国的敌人。
六、中国的号召力
中东地区的动荡已回复正常，安全部门官员重新掌控了局面。因此，美国失去了当权者的信任；中国则因为对别国国内事务保持中立而重获青睐。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美中之间两种不同的战略在世界许多地区暗暗较劲，美方坚持“附加条件”的双边关系，而中方不关心那些束缚美国政策的内部因素。当然，美方的绝对实力超过中方，包括经济实力、技术实力、以及军事装备，但中方通过与美方不同的做法，可以获得美方无法获得的军事和经济资源。
对于那些美国试图排挤的国家（如伊朗），中国代表全球事务中的一股平衡力量。对于那些认为美国正在背弃老朋友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中国是美国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他们获得美国非卖品的渠道。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认为，中方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对他们是有利的，尽管各自对中国的期望有所不同。
对于中东地区，中国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不带来负担，而非中国能负担什么。这种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在中东地区受到欢迎，当时中东各国正寻求摆脱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长期以来，中东各国政府对美国的干预愤恨不已，民众则怨恨美国对他们的利益怀有敌对倾向。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都是白纸一张，中东各国可以从头描绘他们所期盼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中国官员不附加条件，也不进行道德说教；他们不会抱怨立法机关束缚了手脚，也不要求签署和核实一堆合规文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已成为比较繁琐的合作伙伴，而中国承诺建立更直截了当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在过去数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无疑有所帮助。展望未来，中国可能仍是世界上化石燃料需求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而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材料（例如，化肥、石化产品、塑料和铝材）市场也随之增长。其他地区的能源销售前景就没有这么乐观。节能措施使欧洲的石油进口下降；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节能措施和非传统油气产量也减少了中东对美国的石油出口。事实上，随着国内产量的增加，美国最近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
中东国家向来认为，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会让它极为关注该地区的局势。一旦美国不再依赖中东石油—即使是暂时的，许多国家会认为美国急于切断与中东地区的联系。美国开始讨论“重返亚洲”战略，给许多中东国家传达了一个信号，即美国正不顾一切地从中东抽身。中国越来越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与中东的联系逐渐增强，这让中东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信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日渐衰落。
七、中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美国曾在冷战中抵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这段历史可作为有益的参考，但一定程度上又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全然不同。
然而，对未来的预期往往会干扰对现状的理解。中国已经或很快会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判断为时尚早。中国对该地区的推动作用，往往使人们低估了美中之间在军事和外交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要赶上美国，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更广泛的文化因素也会削弱中国的影响。中东地区对中国的适应程度远不如对美国，因为美国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向该地区深入渗透。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语言和文化，讲普通话的无神论者在阿拉伯世界步履维艰。而不论在中东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美国的起步时间远远早于中国。全球教育的典范是哈佛大学，而非北京大学人们渴望的电脑是“苹果”，而非“神舟”；司机希望拥有“吉普”，而非“长城”SUV。在声望和创新理念方面，美国把持光鲜亮丽的领域，而中国工人负责辛苦地制造产品。中东地区可以买到廉价的中国产品，但这些产品是提供给穷人的。中国本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当然，中国的精英阶层追求西方品牌（包括很多在中国本土生产的西方品牌）。这种情况表明，亲西方文化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八、中国周边
面对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政府短期内的本能反应是限制对中东关系的极速发展，放慢发展对中东关系，作为深化与邻国关系的某种延伸。中亚是相对没有争议的地区，因而成为中国尝试争取的处女地。更重要的是，亚洲作为中国通往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伙伴（不只是中东地区，还有欧洲）的门户。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还不是很明晰，但最初侧重于贸易联系和模式。中国是所有近邻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往来都在增长。中国的西进战略早在习近平 2013 年宣布“一带一路”倡议的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从2005年到2014年底，中国与中亚的五个前苏联成员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高加索国家（即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额翻了十倍，主要是得益于能源贸易。
中国当然明白，在其扩大影响力的过程中一个关键变量就是邻国默许中国的崛起。除了中亚地区，中国的很多邻国都与美国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沿袭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所致。数万美军驻扎在韩国和日本，两国每年与美国发生的贸易额超过 1，000 亿美元。而美印关系升温，加上印度对中国的地区野心素有猜疑，也可能对中国的西进道路形成扼制，特别是海路。
美国曾在冷战中抵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这段历史可作为有益的参考，但一定程度上又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全然不同。首先，苏联是通过明目张胆的军事行动向欧洲推进，而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因此，对于那些正努力从战争中恢复的东欧国家，变化有些突然。相比之下，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更加微妙，极少掺入军事因素，而且大趋势是亚洲国家似乎普遍真诚地欢迎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这部分是因为日益密切的贸易关系的重要性。曾经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对苏联在欧洲的活动一致持警惕态度，而如今美国的亲密盟友面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则表现出愈加微妙的态度。事实上，中国是亚洲大多数美国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且许多亚洲国家深深抵触那种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思维。现在的情况与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欧盛行的“铁幕”思想已然格格不入。
其次，苏联显然在提出一套不同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替代体系，而中国则主张其体系具有互补性。中国为了尽量降低对中国影响力的反应可谓煞费苦心，中方坚决主张只是寻求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双赢局面。中国表现出的谦逊态度起到尽可能化减敌对势力的作用。
第三，由于民族和文化的纽带关系，美国认为其与欧洲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许多美国人把欧洲现状的任何改变视为一种威胁。虽然美国公民中亚裔（特别是华裔）人数越来越多，但亚洲文化对美国人来说仍然比较疏远。在美国居住的亚洲人对中国在亚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警惕，也低于欧洲裔美国人对苏联影响力的警惕，故美国国内对遏制中国崛起的呼声较小。
九、美国在亚洲的战略
中国战略家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西进战略（大致包括经济、外交和安全等维度）的容忍程度。迄今为止，双方一直基于共同利益寻求发展建设性关系。例如，美方鼓励中方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同样，美方也支持中方致力于维护全球安全，譬如派遣 3，000 多名维和人员参加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的 10 项任务。美国似乎没有干预中国与巴基斯坦（包括建设瓜达尔港口）和斯里兰卡建立密切关系，也没有干涉中国在吉布？建设海军和航运设施（美国已经在吉布设立海军基地）。
然而，美国似乎正在设法对抗中国的扩张，至少保留对抗能力，特别是在海洋领域。美印双边关系不断发展正是这一战略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体现。另一方面，美方还撮合日本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海军关系。美方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巩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这也反映出美方对该地区格局的判断。有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承诺的新概念似乎正在广泛传播，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该术语毫无意义。在经济方面，美国试图阻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筹建工作，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倡议旨在跳过中国深化美国与东亚的贸易关系。
当前形势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未来则不一定。
显然，美国在中东和南亚地区都有强大的军事存在，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追赶。同时，中国的贸易关系不断深化、经济持续增长和消费上升，无疑让它成为吸引众多亚洲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伙伴。中美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很明显，美国已在该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故中国只需部署较少的兵力即可。美国海军已确保印度洋的航行自由，即使经由这条航线的很多贸易活动是对华贸易。诚然，区域贸易体系的运行有赖参与国达成共识，但离不开美国的军事庇护和外交支持，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稳固的多边合作。
在美国的作用下，中国既得到安全保障，又要面对风险。在和平时期，中方可以从安全、可预见的贸易环境中受益。现有体系到底对中方利益有多开放，从中方成功投资于伊拉克石油行业一事可见一斑—此前美国开展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中国并未参与。但是，中国对于现行体系能够经受住极端条件的考验不抱多大信心。如果美国愿意，它仍具备在印度洋、甚至南中国海瓦解中方海上行动的强大实力。同样，美国在亚洲罗织盟友的能力也让中国相形见绌。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本土与亚洲相距甚远，另一方面亚洲各国相信美国并不谋求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当前形势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未来则不一定。
中国若要在短期内提高地区大国的地位，为其在各种安全环境下的利益服务，必须得美国默许中国向印度洋扩张，不然就需要制定克服美国阻挠的策略。目前看来，中方应重点争取美国的默许，确保美中海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局限在南中国海。中方没有把握继续赢得美方的默许。诚然，中国确实成功推动了中美经济合作，使两国之间不大可能爆发严重的紧张局势。中方为了铺平扩张之路，另一做法是强调中国不会谋求超出必要范围的军事地位，注重寻求“双赢方案”，并愿意付出巨大代价确保中方合作伙伴的利益。中方是要暗示，中国的发展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是一种和谐关系，而不会对美国提出挑战。但是，“双赢”的说法在中国的近邻国家很少提及，其中包括一些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阵营划分拉近了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关系，美国为对抗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而部署的大批军事力量，如今成为克制中国冒险行为的堡垒。中国积极主张海洋权利，显然是为了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十、陆路交通的吸引力
中国发现发展陆路交通受到的阻力要小得多，原因如下。首先，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排除了美俄两国联合孤立中国的可能，并促使俄罗斯迫切需要在东方维持积极的关系。由于俄罗斯的经济衰落和人口老龄化导致国力下降，俄中双边关系的天平逐渐向中方倾斜。其次，中亚各国作为曾经的苏联成员国发展相对落后，并且对俄罗斯怀有矛盾心理。中亚各国急需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而中国在这两方面的实力都强过俄罗斯。中国还可以让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相互牵制，因为两者都可以为中国？供通往欧洲的路线。俄罗斯铁路采用与众不同的规格，这促使中方开发绕过俄罗斯的铁路线，或者迫使俄罗斯对中方货物运输给予运费优惠。
中国含糊的陆路方案给自身带来巨大的好处。目前，“一带一路”倡议还没有明确的路线图，也没有参与国家的名单。鉴于潜在路线沿线的许多政府和企业深信中方的计划将来会取得成功，这种含糊其辞让他们相信有机会参与这项宏伟计划，尽管都不清楚计划的真正内容。中方官员毫不掩饰地推销中国扩张的“双赢”特点，结合这个飞速发展的经济大国所承诺的各种资源，增加了目标国家认可中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即使如此，海上航线的经济优势显著。走海路到欧洲的运费仅为陆路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至一半，海上运量是陆路运量的近30倍。美国与中国的陆地邻国之间的关系不如与中国在东南亚的海上邻国那样密切，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要求重点发展海上贸易。
十一、美国海上地位的潜在转变
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是，如果美国不积极保护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交通线，后果会如何。目前，美国海军在该地区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即使很多沿海国家也部署了一些海军力量。尽管美国海军在该地区没有大量的常驻部队，但派往阿富汗和海湾地区的美军近一半从加州圣迭戈向西进发，而不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向东进发。
巴里·波森认为美国独有的实力在于无人企及的“公域控制权”，即能够向全球任何地方迅速投送力量以捍卫权益。不过，有人会辩称保卫所谓“全球公域”所需的开支远非美国能够承受的。一则，黑恶势力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举例来说，虽然非洲之角和印尼群岛存在海盗问题，但仅限于比较靠近海岸的地区，并且处于各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军的控制范围内。至于索马里海岸长久以来的海盗威胁，国际协同行动（中国也参与）经证实非常有效，自2012年5月起再没有大型商船被劫持。谈到保护公海航行自由，鲜有哪国海军会考虑阻断海上通道，而那些有此能力的国家互相之间存在深厚的贸易关系，不大可能采取敌对行动，甚至可以说绝无可能。尽管美国政府官员往往坚称美国对亚洲盟友负有承诺，并开始使用“印—太平洋”这样的术语来涵盖美国对整个地区的承诺，但仍然有人坚定地认为美国对亚洲的投入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无用功。
对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还有另外两个方面值得深思。首先是美国能够向全球任何地方迅速投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虽然美国肯定具备这种能力，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行动的结果却是好坏参半，人们对这些行动的效用提出了合理质疑。随着不对称战争的工具愈发强大，美国政府—乃至任何政府通过军事行动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政治结果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是通过强调经济外交和互利共赢的前景加强实力，同时限制其对硬性安全或加强经济治理体系的投入。
另一方面是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方面维护全球总体秩序的角色。美国已成为所有全球事务的高级成员，既承担着过多的负担，同时又谨慎地分配各种利益。面对许多美国人倾向远离全球能源市场和移民潮，加上人口老龄化、福利开支增加以及人们一贯抵制加税导致预算挑战正在逼近，或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别再倾注大量的血汗和金钱为这个看似不知感恩的世界维持秩序。
十二、中国秩序？
一个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与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秩序可能有哪些差异。在某种层面上，差异可能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大—世界分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几乎赢得了经济领域争论的胜利。虽然对于国有企业的适用范围仍有分歧，但各国对判断活动效能的经济基准达成了普遍共识。而我们发现自由市场体系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惊人的重合。从另一层面看，差异就出现了。美国在协商构建旨在保障商品平等待遇的贸易体系上投入巨大，还投资开发良治体系以及推广良治的全球性机构。美国战略的核心是一种经济布道，其前提是相信美国模式是发展中社会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美国自认为是自由世界的推动者和捍卫者，先后与暴政和共产主义世界针锋相对。
中国正在担心对待远离本土地区的传统战略已经不够。
相比之下，中国的战略一直是适应现有环境，而不是取而代之。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一样，中国不谋求形式上的帝国统治。但与战后的美国不同，中国也不谋求意识形态霸权。相反，中国的扩张强调互惠互利的双边业务协定—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关系中，中方成为更强势的一方。中方对广泛的共同责任机制持怀疑态度，转而推行较简单的“双赢”协定，通常是在政府之间直接订立。中国没有把在海外发展独立的商业集群列为优先任务，也不限制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也不强调根治腐败（尽管国内正在积极开展反腐败运动），只是单纯追求国家经济利益，而且把其他国家视为自愿的合作伙伴。
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增加，中国已认同美国制订的标准。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现状的破坏者，而是参与方。对比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争夺主导地位的冷战时期，情况确实如此。当今世界不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争。不过，美国的制度远不止是以利益为动机，而是以促进竞争、透明和机会为愿景。相比之下，中国的制度强调获胜的重要性；中国的项目承包谈判中充斥着腐败和任人唯亲。例如，根据最近对世界各国的贿赂情况调查，透明国际判断中国公司在海外业务中行贿的可能性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公司，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极小，完全处于统计误差的幅度内。2013 年，即中国将海外贿赂入罪两年后，某批评家撰文指出，中国似乎从未开展海外贿赂调查，并暗示中国政府没有多大动力追究这类问题。随着中国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以及中国资金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问题逐渐浮现：中国是否会利用其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袒护中方机构不守国际标准，或者说中国是否会利用其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协助中方机构达到国际标准？
在这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堪称特例，以往中国鲜有投资这样一家不受中方控制的多边机构。虽然中方最初可能把亚投行当作中国的政策工具，但出人意料的是，亚投行成功吸引到60个创始成员国（其中16个来自欧洲），这意味着中方对亚投行的操控能力比较有限。事实上，这样一个大型多边银行的作用可能事与愿违，实际会对中方的行为形成制约，而不是向海外输出中国的价值观。亚投行有助于宣传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但作为一家不受中方控制的多边机构，亚投行不大可能沦为中方投资亚洲的主要工具。为此，中方可能更仰赖丝路基金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开展旨在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投资。
当此全球形势急剧转型之际，中国必须积极适应。
美国政府已公开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中国也已经表示要致力于打造“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有三条内涵： 1）不冲突不对抗，2）相互尊重，3）合作共赢。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阐述“新型大国”的方式，特别是对于中东地区。在十九世纪，衡量大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能够控制的范围。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通常是主要通过制度安排影响和决定局势的能力。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是通过强调经济外交和互利共赢的前景加强实力，同时限制其对硬性安全或加强经济治理体系的投入。押注中国的一方是指望其他国家将继续充分投入，以维持中国投资的价值，而中国不必耗费资源就可以收割利益。在外交上，中国的愿望是与各种各样彼此敌对的势力保持积极的关系，而美国这样的大国则因为选边站激起仇恨。
虽然中国因为推行该战略放弃了参与一些机构的机会，但获得的利益远不止是节省了开支那么简单。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什么突出的作为，这样可以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毫无胜算的对抗。很多人将中国强势出击的动作解读为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此外，中国在远离本土地区的防御能力与美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同样，美国帮助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不限于中东地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归属感，中国如试图颠覆这一体系，会被解读为侵略与野心的标志。美国建立的体系给其他国家保留了充足的获益空间，这种观念令美国受益；同样，中国在积聚国力的过程中并不独断专行，这种观念也令中国获益。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确需要积聚更强的国力。中国正在担心对待远离本土地区的传统战略已经不够。从利比亚和也门撤离大批中国公民，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处决中国人质，以及中国公民在伊拉克长期面临安全问题，这一切都在提醒中方，也许是旅居海外的一百万中国公民给祖国带来越来越重的领事责任，而中国正在奋力应对。鉴于中国的外交使团有限，没有海外基地，与外国情报机构和执法机关的合作才刚刚起步，中国为日益增加的海外国人提供保护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十三、新的现实
当此全球形势急剧转型之际，中国必须积极适应。过去一个世纪，世界各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与化石燃料息息相关，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中东的石油。随着全球化石燃料贸易格局的转变，以及人们越来越关注化石燃料造成的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由此产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中国国内依赖燃煤发电造成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但如果改用天然气发电，将使中国更加依赖进口燃料。同样，中国不断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带动燃料需求增长，但中国的大部分运输燃料需依靠进口，其中很多是来自中东地区。相比之下，美国对进口燃料的依赖正在降低，尽管非常规油气革命的持久性仍旧存疑。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各国开发本国能源的能力，进而减少国际贸易需求。相反，如果不能发展新技术，美国将在20年内重新成为国际油气贸易中心。
于是，中国经过一个不寻常的拐点，提高了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历史上许多世界大国都是通过战争上位，如今则是在现有列强之间和平交接。中东正处于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这种动荡不定也对世界列强产生深远影响。虽然我们对中东的动荡局势已经习以为常，原本被认为是不稳定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东，如果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就算是充满确定性了。政府力量衰弱，非政府势力冒起，以及伊朗可能重回世界政治舞台，这种种因素都带来深刻的不确定性。即便如此，仍难以想象在未来20年，中国及其亚洲邻国将摆脱对中东能源的过度依赖。至于美国会如何保持国际地位，也不甚明确。
从中方为加强对中东地区关系所做的努力，可以窥见中国如何看待自身的国际地位。中国的中东战略不仅反映中国政府如何看待其安全利益，还迫使中国就中美关系以及与美国帮助建立的战后世界体系的关系做出选择。经常被遗忘的是，中美两国必须就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做出多少选择，以及有多少选择尚未做出。未来十年的行为模式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如何变化，将是关涉中国意图、美国意图、以及全球大国关系架构的最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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